秘书高勇回忆耀邦二三事

发布日期:2019-11-20 19:50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阅读:

1959年3月,“三年困难时期”刚刚开始,组织上调我去给做机要秘书。从那时起,我在身边工作多年,朝夕相处,共同生活,同经“文革”,同关“牛棚”,同下干校,一起流放。耀邦是个很有个性的人,勤政廉洁,实事求是,公道正派,宽厚待人,有许多值得称道的地方。

1952年,在川北区党委书记兼行署主任任上,奉调进京。6月7日,中共中央西南局转达中共中央组织部电报:“调同志来中央工作,务于7月底抵京。”这样,于7月下旬带着秘书曹令中、警卫员小蓝和长子胡德平,一行四人来到北京。他们的行李只有三只木箱,两只,曹令中一只。到京后,当晚住在北京饭店,第二天搬到了中央组织部在东华门附近的翠明庄招待所。

上调中央,原定是任建筑工程部部长的。他7月底到京,很快就到“八一”建军节了,有关部门安排他“八一”节晚上去先农坛体育场看足球比赛。在看台上,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告诉他:“你的工作有变化,一两天内会有人找你谈话。”

对中央安排他去建工部工作是很高兴的。他打了二十多年仗,非常渴望搞建设,他说:“这下可以大搞建设了,可以盖大楼了。”他甚至把建国前二十八年概括成两个字,叫“革命”;建国后他也概括成两个字,叫“建设”。他这样概括,在“文革”中遭到严厉批判,说是“阶级斗争熄灭论。”

那天晚上从处谈话回来,曹秘书问他:“工作定了没有?”他说:“定了,到团中央”。曹秘书发现他情绪不高。回到屋子,盘腿坐到床上,耀邦对曹令中说:“你看,我的孩子都这么大了,还要去做青年工作。其实,陈丕显、谭启龙都比我合适嘛。”事后知道,原来是团中央书记冯文彬工作要变动,急需有人接替。提出了三位接替冯文彬工作的人选,即、陈丕显、谭启龙。这三人当时都是年轻的省委书记,都是37岁,都是红军时期的红小鬼,又都在少共中央工作过。名单送到那里,大笔一挥,圈定了。说,团中央的工作还是由来干好。

于8月10日到团中央上班,立即筹备团的一届三中全会。8月25日至9月4日,他主持召开青年团一届三中全会。对这次会议很重视,于8月23日和8月30日两次主持中央会议讨论团的工作。第二年(1953年)6月23日至7月2日又召开了团的二大,接见团代会主席团,又一次讨论了团的工作。这几次主持会议讨论团的工作,应该说把团的大政方针都定下来了,则结合青年团的特点,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了和中央的指示。

指示,青年是长身体、长知识的时期,青年团要围绕党的中心工作,开展适合青年特点的独立活动。他说,青年团要像地球一样,既要围绕党这个太阳(中心)转,又要自己转动,既要公转又要自转。http://www.33674c.com为人民谋幸

根据这个指示,把青年团思想工作做得有声有色。他提出《中国青年报》要多办一些副刊。一个时期《中国青年报》创办了《周末》、《自学》、《科学与卫生》、《长身体》、《长知识》、《青年团支部》、《舞台与影幕》等许多副刊,生动活泼,丰富多彩。耀邦说,孔子生日要介绍孔子,中秋节要介绍中秋,还可以介绍穿裙子是什么时候开始的,怎样使自己长高一点,怎样才能不胖(当时还没有“减肥”这个词);他还说,青年人声音要响亮优美,女高音,男高音,低嗓子不行,枯燥的东西给人印象不深。这些都抓住了青年的特点,很受青年欢迎。

从1952年8月到团中央,到1964年12月调陕西省工作,在团中央工作了十三年。应该说,这十三年是团的工作朝气蓬勃、有声有色的十三年,也是最活跃、最有成效的十三年。

到陕西任西北局第二书记后,由于纠正“社教”运动中的过“左”行为,接连挨批。他1964年11月30日到西安,1965年6月20日离开西安,共202天,其中工作99天,挨批判101天。

到陕西工作,发现陕西省的粮食总产量一连几年都停留在80多亿斤,单产是全国最低的一个省,比西藏还低。总产要恢复到1956年水平,还有23%的差距,是全国差距最大的一个省。社员的口粮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要靠自留地。棉花单产停留在40斤的水平。

为了抓好农业生产,提出农业增产的方针是:两手抓,双丰收。他说在关中地区是一手抓粮食,一手抓棉花;在陕南是一手抓粮食,一手抓山货、土特产;在陕北是一手抓粮食,一手抓造林、畜牧业。对此,西北局批判他说:“一个人只有两只手,你一手抓粮食,一手抓棉花,哪只手抓阶级斗争?!”

还发现“社教”运动中发生了许多“左”的做法,大批干部、群众、学生被当成敌对分子,或者是有这样那样的政治、经济问题而遭到抓捕或惩办,包括所谓男女关系问题。1964年下半年,西安交大在学生中开展“反歪风邪气运动”,不到一个月,拘捕学生十余人,内定“反动学生”上百人。

针对这种情况,于1965年1月9日在西安交大师生大会上、1月20日在中等学校教师大会上讲话时说:有的学生偷了一个馍,偷馍是他肚子饿嘛,怎么成了阶级斗争?文化单位抓阶级斗争,抓男女关系,男女关系怎么成了阶级斗争?不要把什么问题都当成阶级斗争。他说:“查什么男女关系!男女之间就是有关系嘛!我们反对的是道德败坏,对于事实没有搞清楚的,不要主观臆断。领导干部道德败坏影响到党的威信的,要检查、批评,甚至处理,但对社员、工人、知识分子中的男女关系问题,一般不查,主要是教育。”

在“社教”试点县长安、延安、西乡三县,抓捕人更厉害,1964年逮捕了6400余人,拘留5000余人,平均每天捕30人以上。双开除的脱产干部660多人,受一种开除处分的干部达4500多人。长安县正副区委书记和区长受处分的占45%,生产大队支书被撤换76%。试点的三个县共清查退赔现金831万元,平均每个农村干部应退183元,而当年陕西全省人均年收入才120元。退赔比全年收入还多63元。三县批斗中发生自杀事件430起,死亡364人。

西安市打击“投机倒把分子”9500多人。在凤县,连上山砍柴,到集市卖鸡蛋,进城当保姆的收入也当作剥削收入,都要退赔。

针对当时“左”的倾向,提出“四个不反,六个不查”。即不反社员,不反工人,不反学生,不反一般干部;不查阶级出身,不查一般工作作风,不查一般男女关系,不查瞒产私分,不查小偷小摸,不查小额贸易。

为了刹住“左”的错误,他还果断提出三个“暂停”:捕人暂停;“双开”暂停,留待运动后期处理;面上夺权暂停,待重新部署后再行动。

他还在《电话通讯》中提出了解放干部的四条政策:①凡属社教以来被处分过重的干部,一律实事求是地减轻下来。②凡属停职和撤销工作,但尚未处理的干部,一律先到工作岗位上去,待问题完全查清或经过一个时期的考验再作结论。③凡属去年以前犯有某些错误但已经交代过的在职干部,不再在这次会议上“洗手洗澡”。只要做好工作,搞好生产,将功补过,就一律不究既往。④凡属这次县的多级干部会议后,继续干坏事的人,不管职务高低,一律从严处理。

的上述“三个暂停”和“四条政策”,以及前述“两手抓”的农业增产方针,都遭到了严厉批判,先后被批判101天。由于他每天早晨六点起床,晚上十二点以后睡觉,白天没有午休,节假日从不休息,工作强度太大,工作又不顺利,加上受到错误批判,思想不通,心情不好,1965年3月下旬他就病了。医生诊断是蛛网膜下腔出血,有生命危险。然而西北局和陕西省在这种情况下对耀邦“不抓阶级斗争的路线错误”却越批越烈,直到召开了十三次批判会后,把他批至彻底病倒住院,才暂时停下来。他被迫检讨了六次都未能过关。

1965年6月,、张爱萍、张宗逊去西安考察军事工作,他们去前已听到在西安挨批的事儿。在西北局和陕西省委省政府为叶帅等洗尘的饭桌上,张爱萍深有用意地说:“我们一进潼关就看到陕西省的麦子长势喜人,看来又是一个大丰收。耀邦瘦了,陕西肥了,耀邦对陕西省是有功的啊。”

叶帅了解事情经过后,建议耀邦随他回京治病。叶说:“小老弟呀,你在旧社会少吃几年饭,你斗不过他们啊!你在陕西谈不清楚,回北京谈吧!”

省委六月会议一结束,即向西北局请假,回北京治病。6月20日,叶帅等要回北京,胡去机场送行。起飞前,叶帅要耀邦上飞机再谈谈。耀邦一上飞机,刚坐下,舱门就关了。叶帅命令:“起飞!”这时,才明白了叶帅的良苦用心,说:“叶帅啊,你看,我什么也没有带哩!”叶说:“这我不管,回京治病重要。”

后来,周恩来多次表扬,半年时间就把陕西的农业搞上去了。10月6日,到中南海参加西北问题会议。说:“你们的争论摆下,这件事到此为止,不要再提了。”邓对耀邦说:“你不要回陕西了,休息一下,另行分配工作。”至此,这场糊涂案结束了。

回到北京休养不到一年,还没过几天平静日子,“”就开始了。1966年6月3日,、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,决定把北京市所有中学的“”运动交给团中央领导,要团中央派出工作组,以便领导运动健康有序地进行。

当时在北京休养,并不主事,虽然仍兼团中央,但主事的是常务书记胡克实。胡克实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,团中央立即抽调了1800多名团干部,组成300多个工作组,迅速派到了各所中学。当时谁都没有想到,却说“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。”而且越说越严重,说“工作组了。”“历史上只有、北洋军阀才运动。”“团中央应站在学生一边,但却站在了一边。”又说:“凡是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。”

有人说“三胡(指、胡克实、胡启立)是糊糊涂涂犯了错误,”毛反驳说,“三胡不是糊糊涂涂,是清清楚楚。”这些话的意思就是团中央和等是自觉地犯了运动的方向路线错误,根本不能原谅。这就把团中央和等人置于了死地,置于“文革”运动首当其冲的地位,加上当时中央文革小组一帮人的煽动,大批造反派一齐向团中央冲来,团中央遭到了灭顶之灾。

随后,参加中学文革工作组的大批团干部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毒打和冲击。就在大家满腹委曲,思想不通,人人自危,惶恐万分的时候,1966年8月13日晚上,某中央常委在工人体育场数万人的群众大会上讲话,说代表毛主席和党中央宣布改组团中央书记处。

当时决定改组的单位,都是指已经成了敌我矛盾性质的单位,这就意味着毛主席和党中央认为团中央书记处是阶级敌人了,谁还敢不同他们划清界限?谁还敢不起来造他们的反?于是团中央机关干部也都纷纷起来造反,等人则一个个被关进了“牛棚”,失去了人身自由。

这又是一桩糊涂案。为什么这么说呢?因为第一,和党中央决定改组团中央书记处,这是一件十分严肃的事情,若只在批判错误路线的群众大会上,宣布一口头决定,显然是极不严肃的。第二,对这样严肃的事情,中央在事先和事后从未发过正式文件,只有口头宣布。第三,这位中央常委8月15日到团中央机关全体人员大会上讲话,讲到为什么改组团中央书记处时,他说:“这几年团中央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是,思想伟大红旗举得不够高,群众路线走得不够好,过去的工作中有些缺点和错误,这次中又犯有错误,压制了中学运动。”团中央这几条错误,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性质,绝对不能得出必须改组的结论;但中央宣布改组时,又有保护和慎重对待之意,大家能跟谁去辩论,去说理呢?

耀邦嘴边上经常挂着的两句话是:能不能实事求是,敢不敢实事求是。他更强调的是敢不敢实事求是。因为在某些情况下,敢于实事求是要付出代价。被关“牛棚”期间,他为外调的人写了上百份证明材料,他写证明就如同给干部作鉴定一样,先写优点、功劳,再写缺点、错误,对每一位被调查的干部都是一分为二、实事求是,从不受造反派给外调对象扣的什么帽子的影响。

由于坚持实事求是,不承认对他的诬陷,他挨了不少批斗和训斥,吃了许多苦头,甚至被毒打得走不了路,抬不起胳臂。尽管如此,他却至死不悔,铁骨铮铮。他认为不实事求是,终究是要失败的。他说,要打倒,打了十年也未能打倒,这不是说本事不大,而是他违背了实事求是。他还曾说过,“”说我们团中央执行了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,我们不承认,因为这根本就是诬蔑,我们团中央书记处包括我在内,本事就这么大,没有本事制定另外一条青年工作路线,只能执行毛主席的路线。(作者系任团中央书记时的秘书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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